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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            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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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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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罗慕赫

孔子曾在鲁桓公的庙堂中见到欹器,它放在座位的右边,后世座右铭即来源于此。图为清光绪年间造铜鎏金欹器,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由此感叹为人处世“满招损,谦受益”。
图为孔子观欹器的场景。
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以孔子生平为题材的连环画。这是清人焦秉贞所绘《孔子圣迹图》中的《学琴师襄》。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熹平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它均用典雅的隶书撰写,在书法史上亦极有价值。

编者按

中华民族是尊师重教的民族。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将传授我们技能、启迪我们心灵的师者,视为生命中可敬可亲的长者,以礼相待、深情思念。又到一年丹桂飘香,师者的恩情永不忘,我们从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中,选出相关文物,讲述它们的故事。愿天下的师者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座右铭是怎么来的

毕业纪念册上常有“座右铭”一栏,座右铭是我们对自己的勉励与提醒,往往字数不多,却寓意深刻。有时我们将座右铭郑重写下,悬挂在书房一角,让我们时时得见,加深对它的印象。

座右铭起源于何处?战国时期的荀子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篇《宥坐》,宥通右,这篇讲了春秋时期孔子的一则小故事。孔子与弟子们在鲁桓公的庙堂中见到了一种欹器即中空倾斜的器皿,孔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器皿,恭敬地向守庙者请教,守庙者说这就是放在座位右边用以自警的器皿。孔子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种器皿原来中空时是倾斜的,往其中注入适量的水后,它的位置就端正了,如果注入的水过多,就会倾覆,洒出水来。这只是孔子听说的,是否真实,还要当场试验一番,孔子让弟子们往器皿中注水,果然验证孔子听说的无误。孔子由此不禁感慨,天下万物哪有满而不覆的呢?

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路又问,敢问老师有没有“持满之道”?孔子回答:“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优秀的师者,能从生活中寻找到教育学生的好材料。孔子通过欹器的“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教育弟子为人处世“满招损,谦受益,戒盈持满”。

这种欹器容纳了如此深刻的做人道理,确乎适合放在座右以时刻提醒自己。但欹器究竟长什么样呢?欹器在汉代以后逐渐失传,后代虽然多有研究和仿制,但存世者寥寥,我们看到的这个欹器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此外,在展览中一幅明代的《孔子观欹器图轴》中,我们看到了三个并排悬挂在横梁上的欹器,它们正好展示了上述欹器的三种状态。

欹器所蕴含的戒满与持中的道理影响后世深远,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野处江湖,这一道理都行得通。紫禁城中和殿中,“允执厥中”的匾额高悬,这四字来源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历久弥新。而对于市井百姓、乡野村夫,他们从戏曲、说书中所觅到的,依旧是“三条大路走中央”的劝告。

孔子怎样向师襄学琴

相传孔子曾“删诗书,修春秋,定礼乐,序易传”,对“六经”做了一番整理,后来由于《乐经》失传,变成了“五经”。孔子“述而不作”,其学术根本、思想旨趣都体现在对经典的整理,及后世记其言行的《论语》等书中了。除了通过文字了解孔子,我们还可以通过图像了解孔子,这是一种更直观也更富趣味性的了解方式。

孔子图像产生于汉朝,这几年颇受关注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了有孔子和其弟子形象的衣镜框,而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则是汉代画像石上最流行的题材之一。这些图像都是单幅的,到明清两朝,讲述孔子一生经历的连环画大量问世,它们被称为《孔子圣迹图》,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般都有文字予以解说。除了孔子外,孟子等圣贤也有相应的圣迹图。

翻阅《孔子圣迹图》,这位被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师者,本身就是位虚心好学的学生。我们结合相应的图像,来讲两个孔子问学的故事。

孔子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时候,曾以博学的郯子为师。郯子有一回来鲁国访问,当被问及少昊氏为何以鸟名官时,郯子因少昊氏是其祖先,故了解个中缘由,少昊氏即位时,恰有凤鸟来临,故以鸟名官。孔子听闻此事后,就去拜访郯子,讨教上古官制,后来孔子深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去拜访郯子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位有名的贤士程子,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不一会儿,孔子唤弟子子路取一束帛来赠给先生,子路不答,再过了一会儿,孔子又以相同的话吩咐子路,子路还是不答。子路心中有个疙瘩,他听说士人之间若不经中间人介绍就相见,就如未有媒妁之言便嫁娶一样,是君子所不为的。孔子开导子路,程子乃贤士,此时若不向他表示自己的敬意,以后还不知何时能再见,何必拘泥于小节呢?由此可知,孔子重礼仪,但却不拘泥于繁文缛节。

后来,孔子又向师襄学琴,这时孔子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师襄建议他可以学些新东西了,孔子说:“我还没有掌握好这曲子的节奏”,于是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认为他已掌握了节奏,可以往下一步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到这曲子的内涵。”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认为他已能了解内涵了,可以往下一步了,孔子又说:“我还没有理解这曲子赞颂的人是谁呢。”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观察到孔子的神情与之前不太一样,他分明读出了他神情中的恭敬,还有一种登高望远的自信,孔子说他感觉到这曲子所赞颂的人是文王,师襄肃然起敬,说这曲子正是《文王操》。这则故事既是孔子学琴的故事,也是良师善教的故事,教学应循序渐进,不仅教授技术,亦启迪心灵,最终要达到的是改变人的气质的目的。

孔子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教授学生,他打破“学在王官”的桎梏,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孔子在杏坛设教,培养出七十二贤,他们又开枝散叶,将文化的星火传播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师者,夯实文化的根基,壮大文化的规模。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唯有学盛,才能国强。

汉朝人的课本长什么样

新学期一到,学生们手捧新课本,对新的学期充满了期待。那么古人的课本长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件《熹平石经》残石。

众所周知,汉代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传习儒家经典,汉代选拔人才亦注重其经学修养,但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都还不发达,学生们只能通过传抄的方式获得经典文本,而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这对于准确理解经典、通晓圣贤之意带来了许多障碍。

汉灵帝时,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发现“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他和其他关心此事的人向朝廷上奏,请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得汉灵帝同意。蔡邕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他亲自上阵,“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批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的石碑被称为《熹平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面向公众开放,史书记载石经落成后,前来抄经的学生络绎不绝,把街道都堵塞了。

《熹平石经》共计46碑,我们如今只能想象它完整立在洛阳太学门外的恢宏场面了,石经落成已在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就要来临了,洛阳城池饱受战火,石经也残损严重,及至今日,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残石,但即便是残石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那漂亮的隶书,被认为是汉代书法的高峰。

《熹平石经》开创了后世将儒家经典刻石传播的传统,在此之后,曹魏、唐朝、后蜀、北宋、南宋、清朝均刻立儒家石经,其中一些完整保留到了今天。读者朋友们可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看到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完成的《开成石经》,114块高两米的石经填满了整个展室,这是一座真正的“经典之林”。在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可以看到完整的《乾隆石经》,这时印刷术与造纸术已相当发达,学生们早已人手一套儒家经书,石经的课本功能不再显著,而越发彰显出接续传统、弘扬儒学的纪念碑功能。

从《熹平石经》到《乾隆石经》逾一千五百年,课本内容也在不断增加,《熹平石经》所刻的经典是《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及诠释《春秋》的《公羊传》,这些是“五经博士”传习的经典,此外《熹平石经》还刻写了《论语》,因此共计七种经典。到《开成石经》,又增加了《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尔雅》,总计十二种经典。到《乾隆石经》增加了《孟子》,总计十三种经典,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儒家十三经”。(罗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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