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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6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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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本报记者 王雅婧

嘉宾简介: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先后出版《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全球化时代》等个人专著和编著20部,主持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调研和咨询工作。

图为韩保江在做学术报告。(资料图片)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与之适应的经济等方面体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围绕这一话题,本期栏目对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请他为我们深入阐释。

中国经济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看待这一新部署?

韩保江:我个人认为,这一新部署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进行了丰富,这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重大创新成果。

最早,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后,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九大,基本上都是把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内涵来确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升格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而且更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确立了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使得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原来的一个维度变成现在的三个维度,三者互相促进,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从实践意义上来说,这一部署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加稳固的制度前提,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制度保障。因为把分配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使我们过去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可以更加持久、更加稳定地坚持下去,使社会发展的预期更加稳固,从而为调动各类生产要素主体,调动各种经济力量的积极性创造了条件。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为什么中国发展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这其中有哪些因素在起关键性作用?

韩保江:一个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现代化、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矢志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为我们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提出了正确的发展理念,才使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另一个就是我们结合自身国情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极大突破了原来苏联模式或者说“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它更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这样一个状况,更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它解放了大量除公有之外的民间要素、民间资本或者说民间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和积极性。有了这样一个多样化的制度,制度里面又有很多内在相互促进发展的机制,从而促进了多种所有制在混合发展当中各自找到了发展的空间,促进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同步发展。

其次,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同时承认多因素参与分配,调动了各类积极因素。经济发展核心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和配置,而集聚、配置生产要素,最核心的是生产力、生产要素价格的问题,而价格的问题就是一个分配问题。由于我们强调生产坚持劳资为主,在保证劳动者获得相应收入份额的基础上,强调了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包括信息,这次又加了数据,这些都构成了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这样就为调动各类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次就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活力的有效结合。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或者主要驱动力。

最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将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作为中国发展的空间,将两个资源——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有效配置、充分利用起来,极大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外在资源推动力和市场拉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离不开中国科技的进步、法治的保障等其他因素,这样一个经济奇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我们实施的对外开放,更加注重开放的质量、效率和效益

记者:《决定》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样一个新论述,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个新体制?

韩保江:过去我们强调对外开放,而现在我们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也就是双向开放。另外,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强调出口,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但现在我们通过上海进博会也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在加大向国外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的力度。换句话说,我们过去总是想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去,但现在我们是在创造条件让更多、更好的国际产品能够卖到国内市场中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还为多种资源在国际空间上更有效的配置创造了一个新的条件。同时,我们也在不断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发展布局,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比如我们的“一带一路”,就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过去我们在商品领域的开放可能做的多一些,现在更多地要在服务领域进一步深化开放,更加注重开放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中国还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记者:《决定》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强调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您能否就此谈谈您的认识?

韩保江:把科技创新体制放到经济体制或者放到基本经济制度里面一起来讨论,这也是一个很新的提法,体现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科技发展规律的一个科学化、合理化认识。原因很简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从机制上来讲,如何让科技这样一个创新性经济活动更加持续有效?首先,要考虑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就要让科技人员“名利双收”,这样才能让科技人员有一种持续做好科研、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成果的动力。

第二就是要考虑怎么把国家的创新力量整合起来。说到底就是我们国家的创新链,也就是产学研——产就是企业,学就是各个学术机构、大学,研就是国家的各类研究机构,怎么样把它们有机联合起来,由过去的单兵作战变成一个联合舰队,使它们各自有分工。然后通过这种机制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最后转化为生产力。

第三就是整个社会层面要建立一个鼓励创新、促进科研的宽松的文化环境。因为科研是一个高风险活动,社会要有一种宽容的合理的评价机制。

中国经济的韧性、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非常大,在应对挑战中呈现亮点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底气从何而来?

韩保江: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是拥有超强国内市场的大国经济,它的韧性、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非常大。现在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但是中国经济在应对挑战中呈现亮点,其稳中向好的趋势,由过去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趋势明显显现。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很多新的动能正在兴起,新的增长点也在不断地产生。更何况中国经济有来自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正确引领,有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中华民族勤劳奋斗的精神支撑,所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未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但怎么样把这种未来的潜在的增长率变成一个现实的增长率,那还需要创造一系列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

首先,国家从观念上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这一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以“稳”来应对不确定性,以“稳”来化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难题。

其次,要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解放或者说发展创造条件。第一个,我们要把如何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放到一个重要位置,在各方面创造条件,保障企业的发展安全,调动企业的生产投资积极性。第二个,还要释放社会应有的合理消费,真正做强做大国内市场,既把原有的需求维持住,也要发现新的需求,这是我们的内生动力。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还是要矢志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和行动,来自于中国经济强劲内生动力和中国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所以说,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本报记者 王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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