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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9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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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使全国上下高度团结充满活力

——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本报记者 王雅婧

嘉宾简介: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从事中国道路、制度与发展规划研究,探索中国学术话语构建,提出了七权分工、目标治理、集思广益型决策等新理论概括,出版多部相关著作。代表作有《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等。
图为鄢一龙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名家座谈会上发言。(资料图片)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办大事。

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们深刻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发挥好这一显著优势。围绕这一话题,本期栏目对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请他为我们进行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为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记者:从制度绩效看,制度必须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管用,主要体现在哪儿,为什么?

鄢一龙:中国在短短七十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两百多年走过的历程。1952年到197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1%,1979年至2018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5%,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与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同时,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发展,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从70多年前的“东亚病夫”变成了屹立当今世界东方的世界强国。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的制度是切实管用的。

我国的制度之所以管用,根本原因在于:首先,我们的制度是内生演化的,不搞制度“飞来峰”。我们的制度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经过长期实践探索而形成的,是符合我们国情,切实管用的。那些鼓吹体制接轨、历史终结、休克疗法的制度方案无不陷入了邯郸学步、自毁长城的困境。我们没有去照搬照抄他国模式,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持续开放学习,人类对于制度探索的先进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合则用,不合则不用。

其次是由于我们有很强的制度调整与改革能力,能够避免制度僵化陷阱。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强国,曾经也拥有先进的制度,但由于跟不上时代步伐,随着时间推移就陷入了制度僵化,造成了制度衰败与国家衰弱。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使得中国可以打破利益集团的俘获,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层次改革,难免陷入路径依赖。

记者:中国之所以能够办成这么多大事,从根本上就是因为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您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

鄢一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为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根本所在。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做到高度集中统一、团结一致。其次,我们有大量的公共资产能够用以办符合公共利益的大事。我们办的大事是社会主义大事,是人民共同利益的大事。除了国有经济之外,还有城乡土地、矿山、森林等关键性公共资产都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这提供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重要资源基础,避免了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绑架的“反公地悲剧”。再次,我们有一系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安排,例如发展规划、目标责任制、项目制等,能够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有效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来推进国家战略的实施。最后,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中国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具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这使得人民能够在精神上凝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记者:我们常讲,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在您看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制度优势与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有何内在联系?

鄢一龙:中国国家治理一个前提就是超大规模性,这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独特的文明与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其最突出的成就是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大一统的共同体,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次大一统:第一次是周行封建的大一统;第二次是秦推行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其格局规模远迈殷周,“百代都行秦政法”,奠定了后世基本制度格局;第三次是元-清的大一统,使得中国进一步整合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并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版图。

当代中国,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结合、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多样性结合、共同价值与多元观念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体制既能表现出高度团结的力量,又能表现出高度的活力。

此外,我国自古就有“尚同”的治理思想,“上下同欲者胜”,国家治理的关键就是要集中统一,要能够做到上下团结一致。《墨子》一书有专门的尚同篇讨论这个问题,墨子认为能否尚同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每个人都有主意、都有利益,“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国家就会纷乱不堪,什么事也做不成,能一同乡之义则乡治,能一同国之义则国治,能一同天下之义则天下治。而尚同最终是要同于天,其本质是同于公,是要通过尚同推进公共利益,集中的前提是要下情上达,需要充分了解人民的实情,然后做出合理决策,并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这也是易经泰卦里说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上需要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记者: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首先要深刻认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您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两大优势之间的联系?

鄢一龙: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上需要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只有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在国家的不同权力机关之间形成合力,围绕中心大局开展工作,从而避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由于权力分立、分权制衡、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困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不同类型的经济社会组织之中,“支部建在连上”,它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单元高度同构,只有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社会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引领者,只有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整个社会才有共同的奋斗方向。

正是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的整体利益才得以有现实的承载力量,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才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做实。正是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分散的个体才被组织起来,分散的力量才被凝聚起来,形成具有整体意义的人民,才有了集体意志、集体目标、集体规划与集体行动。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我们有了制度优势,需要正确政策方针与有效的治理体系与之匹配

记者:在您看来,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鄢一龙:首先,我们有了制度优势,需要正确政策方针与有效的治理体系与之匹配。从历史上看,要实现天下大治,良制、美政与善治三者缺一不可,就如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周之失在制而不在政,而秦之失在政而不在制。

其次,“徒法不能以自行”,人是最活跃与最关键的要素。要通过选贤任能,把更多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治理国家,同时要为人才提供有效激励,真正伟大的事业是靠人干出来,而不是能规定出来、考核出来,需要给干事创业的人以尊重、信任、自主、宽容与合理的回报,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

最后,提高治理效能要与互联网时代要求结合。互联网时代聚焦社会力量办大事要比工业时代上升到一个新的能量级,而互联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本方法是赋能。中心化的互联网巨头提供平台,通过信息赋能、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提高了网络节点上的组织与个体实现自身梦想的能力。

新型举国体制需要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于企业和个体进行赋能,包括资源赋能、政策赋能、组织赋能、民生赋能、信息赋能等。例如,中国政府的大量政策都是赋能政策,包括双创政策、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等,中国市场主体高度活跃,2018年中国市场主体已经达到1个亿(其中企业超过了3100万户),五年间增加了70%以上。中国政府在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业水平,通过投资于人,对个体进行赋能,扩展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

赋能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组织赋能,例如乡村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就是组织振兴,通过组织党员、组织群众,给农民赋能,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本报记者 王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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