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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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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共和国青海记忆丛书出版,自此,作家王宗仁的《藏地兵书》《青藏线》《藏羚羊背上的可可西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王宗仁说:我要写青藏高原和那里生活着的无畏的人——

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赵美宁

王宗仁,1939年生,陕西宝鸡扶风人,笔名柳山。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作品集40余部,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第四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20多项文学奖,并且连续五届荣获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
卡车在青藏公路穿行。(资料图片)
沱沱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域唐古拉山镇,在可可西里山脉以南。(资料图片)
藏羚羊。(资料图片)
青藏高原冰川风光。(资料图片)

我写过很多高原军人的故事,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力量

记者:59年的军旅生活,特别是7年的青藏高原生活,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王宗仁:越到后来,我越是珍惜在青藏高原那7年的生活,用刻骨铭心来描述它也许不过分。因为刻骨,所以才心痛;因为心痛,才永生不忘。

一个汽车兵,18岁的小青年,驾驶着一台二战后从德国淘汰下来的破旧柴油车,路况很差,常年覆盖着冰雪,我总是挂着低挡提心吊胆地驾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长得难以形容,日子枯燥无味。碰上车子抛锚,在雪山或戈壁上一待就要三五天,日出日落遇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高原?

后来我找到了排遣寂寞的方法:看书。我的驾驶室的靠背箱里装满了书,它们寄托着一个年轻士兵排的希望。直到有一天,我拿起笔,在一摞加油卡片上写完我的第一个高原故事时,我才意识到,寂寞的并不是日子而是人的心,心是满的,日子也就充实了。

我举一个例子,就足以想象我们那时候的付出:昆仑山下的烈士墓地掩埋了800多名高原军人的遗骨,都是我们部队在这几十年里献出生命的战友,其中就有和我一起入伍的同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奋力挣扎,一是要完成肩负的任务,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寻找自己。但是,无论多艰险,哪怕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活着,也要在这一刻选好自己生存的位置,更何况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7年的高原经历是我人生的底色,一辈子我都在这个底色上做人、写作。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开始写作的?

王宗仁:我的文学梦是在故乡的黄土地上孕育的,在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里点燃的。在青藏高原7年,我学会了写作。

我没想到的是,文学的确让我离开了高原,离开了那条我常年往返的公路,但是我的心却永远离不开,那条公路让我此后一年年地牵肠挂肚。我想,如果没有文学,我人离开高原,心也就会随之离开了。

几十年来,从渴望离开高原到一次次地重返高原,我的思想感情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我真正将自己的命运与青藏高原交融在一起,是在1990年的夏天,那个夏天我在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遇到这样一个人:他主动要求上高原工作,不久以后病痛缠身,但就是没人能劝他下高原。他的脸被数种高原病袭击得犹如死人一样苍白,他却出人意料地果断拒绝了我的采访。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从此留在了我的心里,他的脸、他的神情、他站在高原上的瘦削身躯,让我一下子对青藏高原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的情感有了一种从山谷升腾到山巅的感觉。

我问自己:我能像他一样吗?我又问自己:又有谁能像他一样?

我对青藏高原有着难舍难分的感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对青藏高原上的军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感情。这种感情浓厚得令我不得不提笔去写,我需要将每一次再上青藏线的感受倾吐出来。

记者:您认为青藏高原蕴含着怎样的精神打动了您?

王宗仁:我写过很多高原军人的故事,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力量,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屋脊。其中有一位最值得我尊敬,他叫慕生忠。

慕生忠将军是我在高原上勇往直前的榜样,也是许多青藏军人的楷模。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我们国家并没有计划修青藏公路,他步行进藏两次,觉得西藏没有公路是不行的。他主动请缨要修这条路,并打算把自己献身在青藏高原。他从北京周恩来、彭德怀那里领受了任务,之后他在大北照相馆照了一堆照片,送给他的战友、朋友,他说:“我这一次去可能见不到你们了,我把照片送给你们。”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准备:此去不一定能活着回来。1954年那个时期,在青藏修路的困难可想而知。慕生忠将军只是带着一群从来没有搞过建筑的解放军战士,和从农村招来的工人,靠着骆驼,用手去修这条路。慕生忠将军后来回忆说:“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18磅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我也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农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永远尊重、永远学习吗!

后来慕生忠将军的故事被我写进了长篇报告文学《青藏线》。我看过一个不是特别准确的统计材料,说青藏线每一公里路,下面的路基上都埋着我们一位先烈的遗骨,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去实践作为军人的诺言。

记者:您在青藏高原坚持写作,是否有所收获?

王宗仁:在高原那么艰苦的地方,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要写,把车保养完以后,晚上我会坐在驾驶室里面写。当时,如果没有很多无名的热心人支持,我不可能写出好东西,也不可能传播出去。我记得那天到了一个叫花石峡的兵站,晚上休息时我写了一篇小散文,叫《夜宿花石峡》,但是花石峡只有一个临时兵站,没有邮局。我把稿子写完以后,心比较急,那是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总担心今天稿子发不出去,明天可能遇到一些意外,那就永远发不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公路上,等去西宁或去兰州的车,想托司机捎上我的稿件。当时天气很冷,来往车辆很少,好不容易有一辆车停了,司机下来检查车,我让他帮我捎封信,司机一声不吭。我当时十八九岁,年轻气盛,有点生气了。我不好意思再问,但又不甘心,后来我悄悄拉开车门,把信封放在他的副驾驶座位上,说:“同志,你把这信帮我捎到山下哪个邮局给我发了吧。”然后我就走了。那天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后悔把稿子交到这个人手上,这篇稿子很可能是白写了,我连底稿都没留。过了将近一个月,执行任务回到驻地,我翻报纸时竟然发现稿子在《人民军队》上刊登了,我愣了好半天。马上想起了那位司机,自己竟然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哪个单位的,感激之余我更多的是愧疚。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师傅你在哪里》回忆这件事,我想,善良不一定写在脸上,而是在内心深处。虽然高原上的自然环境很严酷,但我却得到了很多温暖。

不会忘记我写《风雪中的火光》的过程,以及发表后给我带来的惊喜和激动。那是1959年隆冬,我驾驶的汽车在唐古拉山中抛锚。零下40度的气温,人挨冻受饿在其次,要命的是汽车很难抵御这奇寒。为了水箱不冻坏,我和助手脱下大衣撕成碎布棉絮蘸着柴油生火,给汽车送暖。篝火在唐古拉山这个滴水成冰的世界里,充其量只是沧海一粟,随时都会被狂风暴雪吞没。但是火光在我们的保护下,顽强地燃烧着。那是军人的使命在世界屋脊激荡!后来,在狭窄的驾驶室里,我写出了散文《风雪中的火光》:“……我们把温暖送给了汽车,让汽车去温暖苦难中的藏族同胞。”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摘要播发了这篇散文。那用兵衣点燃起火光的声音,通过电波,青藏线上的官兵听见了,全国人民听见了,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听见了。父母知道我的处境后非常担心,母亲亲手缝制了一件棉袄寄给我,棉袄我一直舍不得穿。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穷苦藏民家的小孩,因为那天我看到孩子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走。

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

记者:调到北京工作后,您为什么又一次次回到青藏高原?为什么钟情于那片“生命禁区”?

王宗仁:数十年后,当我重温在青藏高原那段艰苦岁月,竟然变得那么美好,那么深沉,像一盏从不熄灭的灯,仿佛从它放射的每一缕光亮里,都可以映出一个光芒四射的早晨来。这是因为我的回忆里有了今昔对比,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我是带着自省、带着向往回忆我的青藏高原之路的。

我想告诉大家,特别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要拒绝困难,不要害怕磨难,不要逃避危险。多吃一些苦,多走一些路,多经历一些,你这一生会过得非常丰富,非常幸福。

我坚信创作来源于生活。从生活到文学,需要灵性,需要升华。我从创作实践中认识到,这种灵性和升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在开始创作时,是否处于感情的激动之中。有了激动就可以触发心底里积累的生活,就可以产生丰富的创作想象,就迫不及待地想动笔。文学创作离不开这种激情。一个永不失落生活激情的作家会葆有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一次次地去青藏高原,就是为了留住这份激情。

记者:听说后来您上青藏高原只坐过一次飞机?

王宗仁:是的。其余都是乘火车到西宁后就坐汽车上线,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当然,这些年兵站少了,因为交通发达道路畅通了。只要踏上青藏线,有两个地方我必须留宿,哪怕只住一个晚上。这就是驻扎在昆仑山中西大滩的连队,还有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或因严重缺氧,这两个地方官兵们那紫棠色的脸庞,在我的眼里是世界上最健美的肤色。我说不出太多的道理,每见到这里的战友们,就能够让我展开思想的翅膀,使我竭力让自己的文字从近处落到远方。我有多本“上线日记”,“看见了,想一想,记下来”,这是我的文学三字经。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我要把后半句“耳听为虚”修正一下。道听途说来的那肯定是虚,但是在你置身于生活现场时,一定要倾听八方。这时听来的不仅可以验证你的“眼见”,还能提升“眼见”。这样的“耳听”就非常珍贵了。正是通过这样的走这样的看这样的听这样的记,我才对青藏高原这块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地,有了自己身临其境的生命体验。有了这样的体验,我才把自己这个“小我”逐渐地融进了高原的“大我”,把“我”变成了“我们”。作家必须深化自身对时代对生活的感受力。在西大滩、长江源头这样可以喂养文学、可以产生美丽诗篇的地方,我在1990年前后,完成了“青藏风景线系列报告文学”,《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分别发表在《当代》《十月》《长城》。我常这样想,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你只有把高原那些独到的深藏的风景看足看够,也许你才能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记者:您的笔始终没有离开过军营,在采访和写作中,您对军人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王宗仁: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一时间段的青藏高原军人生活,我是相当熟悉的,因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经历的事情,吃的苦受的罪,我都有亲身的体验。我作品中的人和事都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生活里,写他们我可谓信手拈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在我心中的这一段高原军人的生活,沉淀得越深,悟彻得越是明晰。现在每每想起高原汽车兵生活,我就情绪激昂,热血沸腾。

有青藏高原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我和内地人们的生活似乎断裂,也就逐渐成就了我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表达。离开高原到了北京,我虽然还经常重返高原,但是一次比一次产生了“隔”的陌生感。高原部队人员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军校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我和他们聊天有时候谈不到一起,我努力尝试想走入他们的内心。我明白,我们处的那个高原时代与他们今天所处的高原时代是相连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只有走进去了,找到必然规律,才可以相连。我始终认为作家仅仅靠采访,特别是走马观花的采访写作,是不会成功的。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唯一的办法是全身心投入,长时间投入到生活第一线去。

连泥带土地写,要做挖土机,不做铲土机

记者: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价值?

王宗仁:任何一个被读者认可的作家,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以其绝无仅有的存在意义,矗立在文学史上的。也许并不是文学之巅,但是他的存在总是“唯一”。有了独特的题材,又具备了独到的表达方式,把审美意识浸润到整个创作过程,在读者中就有了立足之地。我努力这样做,也许达不到多么高的高度,但会不断往“高峰”攀。

人的一生会遇到好多事要做,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可违背: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这就是说,要把你的满腔热情在最挚爱的事上点燃。一个人,一辈子认真做好一件事,足矣!到现在为止,我已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它们全部源于青藏高原。高原上每每发生的都是令我感动不已的故事,这是在城市生活中难得遇到的。写青藏高原,连泥带土地写,要做挖土机,不做铲土机。让笔下的人和事,既写来路,又写去向。

记者:《藏羚羊跪拜》因被选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感动了无数人,您能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吗?

王宗仁:我当初没有料到这篇小文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说因为我的这篇散文而掀起了一场保护藏羚羊的运动,我觉得应该有点关系,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可可西里,投向藏北草原。应该说我确实是比较早地关注到了藏羚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段时期,我们开汽车在青藏公路上跑,藏羚羊跟着我们的车跑,青藏高原的人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和谐,没有人想到要去伤害它。后来,有人发现藏羚羊身上的宝藏,便开始大规模屠杀。

这个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传说,在我心里储存了大约年把时间才变成文字的。能不能写,怎么写,什么时候写,我一直在酝酿着。直到有一天,我乘车去拉萨行驶到藏北一个小山坡下小憩,司机小马告诉我,此处就是那只藏羚羊跪拜的地方,那一刻,我突然有了按捺不住的写作欲望,到兵站后一气呵成。文章之所以被流传,我觉得它撞响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它讲的不仅仅是保护野生动物,它讲的是人性,从更深层来挖掘人性的本质。

文中写到藏羚羊被老猎人枪杀后眼里涌出的两行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不可能看到,但我断定必然会这样。直到今天,我每每讲起写这篇散文时,总会强调这两行眼泪,我自己也不由得要流泪。散文写作,仅真实还不够,还得有真情。真情是作者对真实的升华,是连着肋骨的感悟,是从联想中自然而然抒发的感情。

记者:您接下来还有创作计划吗?

王宗仁:目前我正在着手创作大型纪实《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的源头在沱沱河,为此我应该会再次回到青藏高原。

(本报记者 赵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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