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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2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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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泪望中兴”

——罗庸著述略考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蒙木

北京出版社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的前半生是和北京这座城、和北京大学连在一起的,他的后半生则是和昆明、和西南联大紧紧连在一起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丹是罗庸,校歌歌词的作者也该是罗庸。

罗庸的学问大成于西南联大。那著名的《鸭池十讲》,就是因地而名,当时昆明又名“鸭池城子”。他的《习坎庸言》,也是在昆明为诸弟子说法。罗庸讲课风格深受学生喜爱。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他的杜诗课和闻一多的唐诗课是联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罗庸的学养全面而深厚,他的成就主要包括思想与思想史以及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他在思想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儒学述要》和《习坎庸言》。罗庸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有《论语本证》《孟子比谊》讲义。他的《孔学十讲》(昆明中法大学史学会讲,1943年)和《读经问题》(昆明五华学院讲,1946年)不可得见。幸有《儒学述要》作为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出版。罗庸强调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就是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是一个“仁”,克己复礼为仁。这仁的功夫,只在日常的视听言动之中,并非在生活之外,别有一事。吴晓铃在《罗膺中师逝世35周年祭》中说:“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在唐世,近乎所谓‘三教论衡’。”罗庸说:“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儒学述要》分四讲:周礼与鲁礼,孔子与颜渊,曾子、子思与孟轲,七十子以后的儒学,分明是简明扼要的儒学史,他特别强调“寻孔颜乐处”,真正懂得乐的人,要深刻了解生命是不息的。

《习坎庸言》该著内篇勉学第一、识仁第二、六艺第三、读史第四、九流第五、理学第六、经世第七、文章第八,次序井然,不容颠倒。先讲学,上承《论语》首拈“学而时习之”,及《荀子》开篇《劝学》。第二识仁,标举程子《识仁篇》,这个仁用现代语言释之,则属全生命的活动。而后治经、读史、参稽诸子,而后理学、经世文章。外篇则种族第一、文化第二、质文第三、礼乐第四、乡党第五、学校第六、儒侠第七、风俗第八。首揭种族,因为时当民族危机之中,他强调各民族实非一政治组织,乃为一文化组织,非一血统集团而为一文化集团。必先明吾族文化之大源,人人守其本位,先明白本乡本土文化之传统,而发扬光大,进而谋权全国文化之混合,是即报国最善之道,固不必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也。文化篇承种族篇,下定义说,文化为一民族,乃至一个人之生活态度,呼吁我们应满含眼泪,为中国文化找一出路。自救个人始,个人有办法,国家始有办法。而后质文篇又详论之。基本上内篇是思想探索,外篇是社会思考。而罗庸讲座的次序是内篇一,外篇一;内篇二,外篇二;内篇三,外篇三……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罗庸思辨的学理追求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交织进行。这本书很薄,但它足可以媲美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冯友兰《贞元六书》、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是当代学人努力阐扬传统文化,自觉探究如何构建新的儒学系统的大书。

罗庸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鸭池十讲》和《中国文学史导论》。他不满足于文学史作为文学潮流的记叙,以及文体流变的考述,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鲜明提出“缘生史观”,以“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来综包全局,详细提出自己对中国文学史的新构想。他强调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内心发展史,为测定一民族文学之前途,故治文学史。他强调必须站在文化史的立场,通观文学发展史。文学史的任务是准确地语人以今后文学发展途辙。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个新问题与新见地》中提出“展拓与发明的四基建”——新材料、新工具、新问题、新见地。这明显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推进了一步,甚至比后来程千帆先生的“新领域”“新方法”都更为系统全面。这些是和他考古学的素养攸关的。

就某一类文体而言,他强调其发展演变犹如生物之新陈代谢,其动力一来自民间,二来自外族。例如罗庸讲词说:“晚唐迄南宋之词,论其演变,约得三期:一曰教坊乐府,二曰诗客曲子,三曰文人雅词。研词史者,当于教坊乐府探词调之由来,于诗客曲子名词体之渐变,于文人雅词辨家数之异同;而后令引近慢之轨迹可明,周吴姜史之渊源可识。……本课程意在就史迹之探究,作执事之欣赏,庶源流优绌,彼此互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罗庸讲文学,现在我们留有郑临川、徐希平先生整理的《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二)和(三),这本书处处可见其宏阔的视野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就具体作家作品言,罗庸对楚辞、陶诗、李杜,均有专题研究,这不禁让人想起闻一多。闻一多也开楚辞与唐诗课,他们对于诗歌的古体近体之变都特重陈子昂。郑天挺1944年6月1日的日记中说:“膺中、一多皆欲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相持不下。佩弦调停,同时并开。”以此他们成为一时瑜亮,为后来联大学子津津乐道为学术有自由。郑临川说,闻一多讲唐诗,也是为新诗在找出路,而罗庸又何尝不注重新文学的成就呢?罗庸讲旧诗,也不时提点新诗的前途。罗庸对鲁迅先生欣赏尤加。他们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云:“鲁迅是诗人,不但他的散文诗《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讽刺随处可寻。就是他的杂感集,依罗膺中看法,也简直是诗,因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无铺排。”罗庸不仅研究文学与文学史,其自身也有创作,抗战期间有一系列的俗文学问世,西南联大校歌列于前文,郑天挺1938年2月6日日记抄录了一首他们即将离开北平前,罗庸的一首诗《戊寅人日前一日和落照(闻宥别字)韵时将有滇越之行》:寂历蛮荒道,间关犯雾行。偷生余半壁,忍泪望中兴。亲舍空云海,家书匿姓名。戈省惊独夜,万马正东征。

“忍泪望中兴”是罗庸的生平写照;“家书匿姓名”不幸成谶,他几乎被后来人忘记了。

合而观之,我们可以看出身后寂寥的罗庸先生,曾经是北大和西南联大响当当的名字,他博古通今,能书能诗能史,善于讲课,在文学与思想上均有重大建树,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史的拓荒者之一,也是从传统文化中着力探寻鼓舞人心、发奋图强的精神力量,努力创建与时偕行的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大学者之一。(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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