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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9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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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读利奥波德《沙乡年鉴》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胡淼森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被称作美国新保护活动的“先知”“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他同时又是一个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一生共出版了三本书和大约500篇文章,大部分是有关科学和技术的题目。《沙乡年鉴》是作者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也是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20世纪30年代,利奥波德与著名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一起创建了“荒野学会”,学会的宗旨是保护和扩大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的自由生命。利奥波德应邀担任学会主席。1935年4月,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一个叫“沙乡(Sand County)”的地方买了一块被废弃的农场,其后多年,他和家人种植了上千棵树以重新恢复土地的健康。他还以“沙乡”的木屋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了很多随笔,后汇编成著名的《沙乡年鉴》,这是一本薄薄的在1949年出版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在书架上与19世纪最著名的美国自然主义著作的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沙乡年鉴》序言

1948年4月21日,麦迪逊的报纸登出的头条消息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教授在扑救草场大火中去世了。”实际上,他是在奔赴火场过程中,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就这样,保护主义的先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也为自己的《沙乡年鉴》做出了最后也是最完美的注解。对正经历着战后初期经济繁荣的美国而言,利奥波德关于土地伦理的呼吁正如投入江海中的一颗珍珠,并未引起什么反响,而是泯没于社会的物质流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开始威胁普通民众的生活,当这个星球充斥了废料、污水、毒素而找不到一个干净的角落,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利奥波德的价值,开始用心倾听《沙乡年鉴》的诉说。

可以说《沙乡年鉴》是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以往的伦理学就其词源学含义和实际内容而言,只是为了解决人类的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在东方和西方皆是如此。虽然在几千年的伦理学史中间或出现了一些保护自然环境的言论,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佛教的不杀生等,但都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为终点的,其思想背景也脱离不了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环境问题并不突出,这种观点往往与美学、与山水之乐和隐士情怀相联系,未能直接引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沙乡年鉴》的问世标志着一次重大转变,即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被土地共同体的观念代替。土地不再只是人的附属财产,人是土地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这在哲学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伦理意识。

在本书最后一章《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指出:“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所增添的内容则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但是迄今还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伦理向人类环境中的这种第三因素的延伸,就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生态上的必要性。”这个观点不仅是对环境保护的一种呼唤,更是对传统伦理学的一种突破和拓展。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正如洪水,泛滥到世界的任何一个未知角落,这个古老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一片宁静的野地。铁路铺入了群山,废水排入了河流,野地被开发,沼泽被填平,当上世纪40年代的人们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神话陶醉,为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而欢呼时,利奥波德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忧虑:人类在自然面前日益扮演着征服者的角色,但征服者应是这个系统的权威,只有他才能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在这个共同体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但人恰恰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人的征服最终可能招致自身的毁灭。

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这种征服者式的自我定位,变为这个土地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它暗示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佛教中杀生的戒律是从尊重人的生命推延开去的结果,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从审美出发号召保护环境,20世纪初的美国保护主义者之所以保护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是一种经济学家式的思维。而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树立了全新的生态学意识,也把人类从顾影自怜的偏激中召唤到大自然广阔的胸怀。

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并不刻板、枯燥地说教,相反,他以细微优美的笔调勾勒了野地、沼泽、山林、河流等自然风光,描述了遨游期间、享受生活的乐趣,抒发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在第一部分《一个沙乡的年鉴》中,他用心写下一月的冰融、二月的橡树、三月的归雁、四月的春潮、五月间从阿根廷归来的高原鹬、六月间在溪水中畅游的鱼,他感受草原的生日、丛林的合唱,观察牧场的绿色、狩猎的金烟……他不是为经济利益保护资源的经济学家,因为自然的大部分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他也不是一位沉浸在山水田园之乐的诗人,他始终以理性的、现实的目光来审视土地和自然。这一章写得美丽动人,但作者用意并不局限于此。动物和植物是在人类之前就产生并和人类共同生活了几百万年的邻居,从它们的命运中利奥波德读到了历史,也读到了未来。二月,锯子从橡树的树皮一直锯到树心,利奥波德的思索也由外入里地阅读着一圈圈的年轮,逆溯着往昔的岁月。从20世纪40年代回溯到19世纪60年代,古老的橡树仿佛即将谢世的老人,在风中默默诉说着历史,年轮记下的不仅是这一棵橡树的历史,也记载了这丛树林、这片土地、这个州、这个国家在两个世纪间的变迁,更寄托了利奥波德对环境保护今不如昔的感慨。橡树最终倒下并被制造为木材,在未来的某一时间被烧成红色的炭块。然而历史永远留在了利奥波德的思考中,也种在了这块明天不知被改造为何物的土地中。

利奥波德并不像佛教徒那样严守不杀生的戒律,他是一位喜爱打猎并视之为生活一大乐趣的美国人。土地伦理并非简单告诫人们不杀生,而是把土地共同体中的生命看作与自己对等的成员,反对超出实际需要的漫无目的的毁坏。不同种族之间必然要存在吃与被吃的关系,但狼群不会在某个黑夜发起袭击毁灭整个羊群,羊群也不会死守一块草场直到把草吃尽,同样人也不应当为满足征服者的虚荣而肆意使用自然的资源。食物链注定了种群要在吃与被吃间发展壮大,但尊重对方作为种群的生存权利是这个共同体的法则。利奥波德的视域不限于是否有权伤害一两只动物,而是扩展到人类是否可以不尊重其他种群,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权利。答案是否定的。

在本书第二部分《这儿和那儿》中,利奥波德以随笔的风格追忆了自己在威斯康星、伊利诺斯、新墨西哥等地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字里行间透着对生物生存史的关怀。在《沼泽地的哀歌》中,鹤群和沼泽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激荡和反复,在人类之前就已经生存于这个星球的鹤,由于人类对于沼泽的破坏面临生存的绝境。沼泽被改造为农场,鹤群得不到相应保护,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保护主义者提不出切实的办法来保护荒野,沼泽可以被恢复,鹤却在日益减少。在错误的思想引导下,善良的人们也做出许多令人叹息的举措,如果人类对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依然不明确,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彻底解决。“有一天,可能就在我们施着这种善行的时候,在某个地质时期,最后一只鹤将吹起它的告别号,然后从大沼泽盘旋着飞向广阔的天空。”

的确,土地伦理学并非一个简单的发善心的问题。环境保护并非是以一块石头来代替我们失去的面包,而是要教会人们用最少的原料烘烤最美味的面包的方法;土地伦理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只要人类的共同体意识被普遍唤起,我们就会同这个蓝色的星球,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及非生物和谐地生活下去。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悔憾,如今是我们认真思考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或许这样,在未来的某一天,孤独的利奥波德会在天国抹去眼角上最后一滴泪水。

抚今追昔,利奥波德如果活到今天,正好是131岁。他所倡导的环境伦理学,在西方政治和学术语境中,有成为绿党教条、因噎废食放弃发展的危险。但在寻找平衡和发展最佳结合点的中国,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却不时闪烁着利奥波德的智慧光芒。不妨想象,当看到中国人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时,当耳闻目睹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蓝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一步步成为现实时,当品味当代中国“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的哲思时,利奥波德也许会心有戚戚。(胡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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